排查矛盾糾紛（左二為胡立新）。受訪者供圖7月21日，烈日炙烤著青藏公路G109線的路面。胡立新抹去手機屏上的汗漬，十幾個未接來電的提示不斷閃爍，他轉頭對駕駛員叮囑：“趁信號穩定，把協議傳出去。”他曬得黝黑的面龐，刻著淡淡的高原特有的紫紅色，胸前黨員徽章與司法徽章并排，在熾烈陽光下如昆侖山巖般沉靜堅毅。
作為土生土長的藏族人，他深諳當地民族習俗與地域特性，這份血脈相連的認同感，讓調解工作增添幾分信任底色。
2023年10月，一場涉及9.6萬元運費的糾紛打破了沱沱河的平靜。日喀則市的5名司機運送建材至工地后，攥著發皺的運費單堵在沱沱河工地門口。老板以“貨物損壞”為由拒付運費，雙方從爭吵升級到推搡。接到求助的胡立新立即驅車趕往現場，雪地輪胎在結冰路面上劃出兩道深痕。司法所調解室內，他將運單、磅單、卸貨視頻一一擺在桌上，手指在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合同編條文上輕輕叩擊：“您看，8月15日，您明確回復‘貨到付款’，這構成事實合同。”經過7小時背對背調解，老板最終全額支付運費，并向5名司機鞠躬致歉。次日清晨，5輛貨車齊鳴長笛，獻出青藏線上最特別的“致謝儀式”。
當5輛貨車鳴笛致謝時，司機拍下這一幕發到貨運微信群：“有糾紛找胡所長，這是他的聯系方式。”消息像風滾草般在青藏線司機群體中蔓延，越來越多的貨車司機慕名而來。如今茫崖市、大柴旦行政區的司機跨區域而來，有時一天來好幾撥。“以前跑車怕壞在半路，現在手機里有胡所長，心里踏實。”一位甘肅省的司機在群里留言。
這聲長笛，不僅是司機對胡立新的信任，更折射出高原群眾對“法治靠得住”的共識。隨著青藏線貨運量逐年攀升，跨區域糾紛、牧民轉場矛盾、生態保護爭議等問題頻發，胡立新意識到：僅靠個案調解遠遠不夠，必須構建覆蓋全域的法治服務網絡。
作為格爾木市的飛地，唐古拉山鎮司法所僅有2名工作人員，負責面積達4.78萬平方千米。胡立新創新“云端調解”模式，構建起立體化法治服務網絡：打造“指尖上的司法所”，建立“唐古拉山鎮法律服務群”與“人民調解員群”，吸納律師、牧民代表、法律明白人等入群，每日推送典型案例、開展條文解讀，組織視頻調解，兩個群成為“24小時法治哨所”；培育“帶不走的法治隊伍”，實施“1名村（居）法律顧問+N名法律明白人”行動，將專業法律資源與鄉土人脈結合，如今7個牧業村已實現“法律明白人”全覆蓋；創新“流動法治課堂”，每月開展“法治主題日”，將法律咨詢臺搬到企業工地、學校操場、草原帳篷，通過發放藏漢雙語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》等法律手冊、口袋書，現場解答牧民咨詢……
這種“云端+地面”的復合調解模式，讓法治服務突破地理限制，全鎮矛盾糾紛化解率達98%。
2021年春，多爾瑪村與措里瑪村因草場界限爆發沖突，雙方家族成員劍拔弩張。胡立新連夜召集市農牧局、草原站技術人員、法律明白人等，背著GPS定位儀踏雪進山。“1983年分草場時，老支書用石堆標記界樁，現在雪線退縮導致邊界模糊。”在零下30攝氏度的草場上，他蜷在帳篷里核對原始檔案，手指凍得握不住筆。經過30天、127個GPS點位測繪，手繪的草場功能區劃圖展開：“根據《青海省草原管理試行條例》，我省草原的所有制，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。”當清晰的手繪圖呈現時，兩位老牧民主動摘下氈帽：“胡所長畫的線，比牦牛腳印還清楚。”
這場糾紛的化解，離不開胡立新對牧民傳統與現代法治的平衡。“既要尊重游牧習俗，也要用科技手段固定證據。”他常說：“調解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，而是找到傳統與法律的交點。”這種理念，讓他在處理每起糾紛時都既像“法律專家”，又像“牧民兄弟”。通過將草場糾紛化解在村級，胡立新踐行了“小事不出村”的承諾，更讓法治意識深入牧民心中。
調解室墻面的哈達層層堆疊，最新一面錦旗繡著“真心服務為群眾 排憂解難暖人心”。在他的推動下，2018年，長江源村被評為“民主法治示范村”；2020年12月，唐古拉山鎮人民調解委員會獲評“全國模范人民調解委員會”稱號。
從沱沱河畔的貨車鳴笛，到多爾瑪村的草場界樁；從“云端群聊”的即時答疑，到“馬背普法”的流動課堂——胡立新用25年光陰，在海拔4700米的高原上織就一張“法治網”。這張網，一頭連著群眾的急難愁盼，一頭系著基層治理的現代化；既承載著藏族同胞對公平正義的樸素期待，更閃耀著新時代“楓橋經驗”的法治光芒。
胡立新用行動證明，高原的“小事”也能不出村解決，法治的溫度能讓雪山更白、草原更綠、人心更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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